大批智囊已经来华,中美在北京会谈,特朗普就等中国拉一把?
第三届中美1.5轨对话在北京完成全部议程。美方由亚洲协会牵头,二十多名战略界和工商界代表来华,和中方相关部门、智库、高校人员做了多轮闭门研讨。议题覆盖政治互信、经贸往来、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和地区事务协作。 在戎评看来,这场对话的真正作用,是为华盛顿做一次低成本的情报摸底。 美方来的人不少,但没有一个能拍板做主的。他们带回去的东西,最终只会被当做素材,为美方决策层当做参考,改变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。 所以特朗普政府现在默许、指派这些人来,说明美方在对华问题上需要更准确的信息,不能片面的判定美方已经准备好调整对华路线。 从这场对话的性质来看,1.5轨对话,它区别于两国外长、政府高层直接出面的正式外交, 参会美方人员并不全部拥有白宫直接授权,不少人是以智库、企业领袖的身份参与研讨。正式外交场合每一段公开发言都会被视作国家立场,对外容错空间很小,很多棘手的诉求不便直接摊开。而半官方对话提供了缓冲空间,参会人员可以放开局限,把美国社会、工商圈层观察到的诉求摆到桌面上,向中方传递来自不同群体的想法,这些观点只作为参考素材,不等于白宫已经敲定的执行方案。 美国国内的经济压力,是这批人来华的重要背景。债务规模突破40万亿,国债收益率上行,中东冲突推高油价,通胀压力重新抬头。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点:都发生在美国本土,根源也在美国本土。工商界代表愿意来北京,是因为他们在中国有利益,不希望中美经贸彻底断裂。但他们能做的,只是把华盛顿的关切带过来,再把北京的立场带回去。美国国内怎么决策,那完全是另一套流程。 美国决策层,肯定不会完全听从于国内工商界。美国会议员在乎的是选票,不是跨国公司的利润。特朗普在乎的是他的基本盘,不是华尔街的资产负债表。 所以哪怕中美在对话桌上可以形成共识,但共识离白宫的正式决策,还有很长的路。美国政治的决策机制,决定了对华政策不可能被一次半官方对话改变。 对话过程当中,人工智能风险管控是双方投入较多精力的板块。最近一段时间,美国行政部门接连出台针对大模型技术出口的约束条款,还向部分盟友施压,逼迫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两套技术生态之间做取舍。参会的美方科技领域代表承认,人工智能失控带来的基础设施网络攻击、算法安全风险属于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,需要大国协同开展风险管控。 但技术层面的合作诉求,和美国现行的技术管制政策之间,存在冲突。 讲到这里,就不得不提到美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的民意分化。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的调研材料显示,美国不同世代群体,看待对华关系的态度已经拉开差距。婴儿潮群体更容易接受传统的竞争叙事,而Z世代、千禧一代,更多关注国内物价、就业这类切身问题,并不愿意为大国对抗承担生活成本上涨的代价,相当比例的年轻群体反对加征关税、限制留学生这类强硬举措。 但民意的变化,无法决定国会的立法走向。美国选举制度之下,不少国会议员依旧会借用对外议题调动中老年基本盘的情绪,即便年轻群体态度发生转变,这套惯性依旧会持续发挥作用。民间、智库、工商界形成的理性认知,和华盛顿政治圈的选择,中间隔着选举周期、利益集团游说等多重阻碍,这也是1.5轨对话的局限所在。它可以把民间、产业界的声音输送到沟通桌上,却不能直接命令美国行政、立法机构改变既有路线。 这也就能够解释,为什么会出现一种矛盾现象,来华参会的美国代表,在会场内认可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定位,呼吁扩大经贸与科技协作;而大洋彼岸,国会依旧会不断推出带有约束性质的议案,行政部门部分管制措施也会照常推进。 对于这一次半官方对话,戎评认为不能过度拔高其作用,更不能直接将其看作是两国关系即将迎来全面转向的信号。 实际上,这类对话的价值,更多体现在风险预警、信息互通。当中美之间正式外交渠道不方便触及部分复杂议题,1.5 轨就可以充当中间载体,把美方不同圈层的担忧、诉求完整传递过来,同样中方也可以把自身的关切清晰输出,减少因为信息隔绝带来的误判。它是安全阀,不是转换器,不能直接把研讨会上的共识,直接变成落地的政府条约。 从特朗普政府现在的处境来看,白宫面对国内经济压力,会愿意接收来自各个渠道的参考意见,可这不等于坐等外部施以援手。美国有自身完整的政策工具箱,财政调整、能源政策、市场干预,优先选择都会立足于本国内部资源。即便中美之间拓展部分务实协作领域,协作的出发点,也只能建立在双向互惠的基础之上,不存在单方面的帮扶。 后续一段时间,还会持续看到类似的场景,半官方对话持续开展,智库、企业代表往来中美之间,会场内部可以形成大量建设性探讨,大洋彼岸美国国会、行政分支依旧会出现不少对抗性质的动作。二者并不冲突,恰恰反映出美国内部不同圈层诉求并不统一。 评判这次来华会谈的实际价值,不能只看参会人员规格与现场发言,更要往后观察,对话产出的意见,究竟有多少能够穿透美国国内政治阻隔,转化为实际政策调整。 半官方平台可以铺路,